沒了公款吃請，沒了儲值卡消費，吃粽子得自己買——對置身“體制內”的一些干部而言，剛剛過去的端午節(jié)，意味著又一次在“寡淡”中體會“清新”。

自八項規(guī)定以來，這種轉變日漸成為“新常態(tài)”。廣大群眾從中看到了希望，許多干部也由此卸下了包袱，不用再因送往迎來疲憊，不用再天天被酒精考驗，不用再為堅持原則苦惱，關系簡單了、環(huán)境單純了、心態(tài)輕松了。

但也有一種不同聲音，認為福利減少了、行動不自由了，當公務員“越來越沒意思了”，甚至產生“官不聊生”的牢騷，以至于有媒體預測，新一輪“官員下海潮”或將到來。

古人說，由儉入奢易，由奢入儉難。不能坐好車了，不敢上酒店了，連辦公室也要擠一擠了，這確實讓一些干部不那么適應。用權的緊箍咒多了，違規(guī)的成本變高了，“攤上事兒”的風險加大了，也確實讓一些人覺得“為官不易”。

然而，規(guī)范干部“吃、住、行、游”的樁樁件件，哪一項管得過分、管得過度了?用公款送年貨節(jié)禮，應該嗎?公款吃喝奢侈浪費，不該管嗎?鋪張揮霍、勞民傷財，能行嗎?轉作風的各種要求，不過是讓領導干部守住底線、堅持原則、不要違法亂紀而已，還不到“為官不易”的程度，更沒到“官不聊生”的地步。

有干部“吐槽”：干得挺多、掙得太少，沒有點額外收入，不來點體外循環(huán)，拉不開栓。平心而論，伴隨著經濟社會的發(fā)展，公務員工資也應該水漲船高。然而，“工資低”的抱怨，并不能成為灰色收入、隱性福利的借口。還要看到，取締不合理收入，恰恰是增加合理收入的第一步。只有工資和收入統(tǒng)一了、規(guī)范了、透明了，公務員的真實收入才不至于霧里看花，給公務員漲工資才會得到社會的理解。

相比于“低收入”焦慮，一些人“官不聊生”的慨嘆，還在于“高風險”用權。蘇聯(lián)部長會議主席尼·雷日科夫引用過一句名言：“權力應當成為一種負擔。當它是負擔時就會穩(wěn)如泰山， 而當權力變成一種樂趣時，那么一切也就完了?！?在任何時候，權力都是一把雙刃劍，如何使用、用之何處，最能體現(xiàn)執(zhí)政者的追求。如果把本不該有的特權剔除就感嘆“為官不易”，把超標濫配的待遇歸零就抱怨“官不聊生”，我們的覺悟和境界體現(xiàn)在哪里?我們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彰顯在何處?

從這個角度，“為官不易”的形成，恰恰是現(xiàn)代政治文明的常態(tài);“為官不易”的感嘆，則對應著以往“為官太易”的扭曲。說白了，正是因為在思想觀念、行為習慣、工作作風上缺乏足夠的束縛，讓一些人對不正之風習以為常，誤以為這就是“當官”的應有狀態(tài)。如果還想著“一杯茶、一支煙、一張報紙看半天”，隨著轉作風深入持續(xù)推進，失落實屬必然;如果只信奉“千里來做官，只為吃和穿”，隨著反腐力度不斷加大，風險不可避免;如果不懂得“畏法度者最快樂”的道理，隨著民主政治的不斷推進，痛苦還會加大。

為官發(fā)財，應當兩道。習近平同志多次告誡領導干部：“如果覺得當干部不合算，可以辭職去經商搞實業(yè)，但千萬不要既想當官又想發(fā)財。”“心正心靈，則業(yè)勤業(yè)精”。公職人員之所以是特殊群體，就在于其是“公共人”，而不是“經濟人”。斤斤計較于物質利益、苦心孤詣于一己之私，根本不適合進入公職人員隊伍。不從思想上解決好入黨為什么、當官做什么、身后留什么的問題，不具有當領導干部的起碼素質。

政聲人去后，民意閑談中。從古到今，為官者的價值都承載于奉公為民上，體現(xiàn)在民意口碑中。范仲淹“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”的胸襟，鄭板橋“些小吾曹州縣吏，一枝一葉總關情”的追求，焦裕祿“我們當干部是為人民服務的，不能講究吃穿，應該同人民群眾同甘共苦”的情懷，至今令人感佩、給人啟迪。找準了自身定位，明確了價值所在，學會在約束中工作，習慣在監(jiān)督下干事，我們擺脫的是名韁利鎖的束縛，贏得的是有理想有價值的人生。